1988年6月中旬，南京暴雨连绵。结束海防检查的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基刚踏进机关大楼，勤务员递上一纸公函——“按照中央统一安排，请办理离休手续”。同事一脸错愕，刘奎基却只是抬头望向窗外雨幕，沉默许久。十月即将恢复实行军衔制度，他本以为能赶上“末班车”，未料先迎来“终点站”。

消息在机关里像潮水一样扩散。有人悄声议论：这位出了名的硬骨头，肯定不会服气。毕竟，他跟部队打交道整整四十四年，经历从抗日到守海防的几乎全部风雨，谁都觉得他得到少将衔是水到渠成。可是军令如山，他既迷茫又别无选择。

离休手续并不复杂，一摞表格、一张体检单、几份档案调离文件。真正让刘奎基堵心的，是那种“还没来得及穿上新肩章就要脱下老军装”的落差感。他忍不住对来征求意见的干部处处长说了一句带火气的话：“难道英雄就只能奉献，连当将军的念想都没有？”处长只好干笑：“老首长，组织决定自有整体考虑。”

不久前的1987年冬，刘奎基还在海门海岸线带队夜行军，凌晨三点，他挎着半截旧望远镜钻进堑壕，与班长一起数着远方渔火。战士们回头看他，嘴上挂着一句玩笑：“刘副司令比我们还能熬夜。”没人想到，一年后他就要脱下制服离开岗位。

时间回拨到1944年4月。18岁的刘奎基在山东平度参军，入伍第十八天就遭遇伏击。他抢着进突击队，右臂负伤致残，却不肯退伍。那句“胳膊断了拿不了枪，我就背炮弹”在连队里传成了口号。组织考虑到他的伤情，把他送去小学读书，他坐不住，一个月后扔下课本跑回村，组织民兵同汉奸周旋，再次被选入部队。

1946年12月，华东野战军举行英模大会，他被推为师战斗英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9月，他作为第二十七军代表进北京参加首届全国英模代表大会。那天宴会厅灯火通明，他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。肖华悄声一句：“奎基，去敬杯酒。”他激动得手心直冒汗，“毛主席，祝您健康！”话音未落先干了杯。毛主席举杯回应：“为英雄模范的健康！”短短几秒刻进了他的记忆，也锚定了他此后“军人就该守国门”的信念。

1956年，他赴南京军事学院深造。学院组建国庆十周年阅兵方队，学员们推举他当擎旗手，可十斤钢管旗杆换手不可，右臂不听使唤，只能改为护旗手，让同窗张太恒顶上。训练场汗水铺出了整整半年，他却把遗憾默默咽进肚里。

1960年代东南沿海形势紧绷，刘奎基任师长、防区指挥长，常年蹲守前沿。一顶旧军帽、一张海图、一把罗盘，他带队巡逻，睡在坑道，夜里盯着暗礁缝隙辨别潮汐。当时有人感慨：“刘师长的望远镜，比他皮带还旧，却没一天离身。”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四年。

1979年，他升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，分管战备和民兵预备役。新围垦区新建哨所，他直接拎被褥住进去，防台警戒、调试雷达，样样亲力亲为。那时候部队里流行一句半玩笑的话：“想躲清闲，别跟老刘一班次。”可大伙儿心里清楚，这位只剩一只好臂膀的副司令是真把自己当普通战士。

授衔工作筹备伊始，军区内外都默认：“以刘副司令的资历，少将板上钉钉”。然而人算不如组织安排。1988年7月，中央下达精简老干部文件，凡是达到离休条件且不再续任要职者，一律顺序离休。消息很快传到江苏。刘奎基今年62岁，正好被划入第一批。

走手续那天，他没有再提“将军梦”，只是让文书把全部材料收拾整齐。临近下班，他突然想起什么，让勤务员去库房搬来旗杆，自己试着左手举了一下，杆身微微抖，却依旧立直。他轻声自语：“算了，旗子有人接得住就行。”

8月末，军区礼堂为他开欢送会。战士排演了快板《硬骨头刘司令》，台下笑声不断。主持人问他有什么寄语，他想了想，只说了八个字：“仍是兵，守边，别断线。”全场一时安静，随后掌声响得震天。

离休后，他按政策搬到南京雨花台干休所。清晨常能看到他沿着操场慢跑，袖管空荡，却步伐稳健。有年轻干部去看望，他笑着摆手：“别叫我首长，叫老刘就行。”碰上部队换装、国防改革的新闻，他总聚精会神，偶尔提出意见，语气依旧锋利，却再不过问“该不该给我授衔”。

1993年春，江苏省军区某海防团邀请他参加营区乔迁。排面汇报完毕，政委敬酒，他抿一口，望着远处海面，随口一句：“海风变了，人心不能变。”年轻军官们记下这话，后来在训练日志里多次提及。

岁月悄悄流逝，军衔终究与他无缘。但说到底，肩章是荣誉，守土才是职责。刘奎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从十八岁到现在，一直是兵，离休也还是兵。”这话听来平常，其中的失落、达观和坚守，只有经历过风火硝烟的人才能体会。